約翰·班維爾的重讀旅程

開始約翰·班維爾的重讀旅程,坐地鐵時讀,在家裡也讀。車窗的風景飛升,書本像綿密的網濾過眼前所見。坐在我旁邊是老人、師奶、一個看著手機螢幕,把聲量調到最高的女生。

班維爾的文字充滿細節,像一件純白婚紗鑲上了無數水晶,一轉身,一把白花飛入眼裡,令人目眩。細節由虛轉為虛,由現在--「我」眼裡的現在--轉到過去,再由回憶,轉到心裡,我無睱觀察四周,只聽見列車匆匆地走,鐵軌咔啦咔啦地響著,通向不知哪裡的遠方,直衝進我的靈魂裡又鑽了出來。

我猜想他可能是巨蟹座的。如我,也是巨蟹上升的人,好像寄居蟹,使回憶成為保護自己的軟殻。沒想到他是射手座的,但我堅信他有一部分必然是巨蟹座的。回憶塑造每一個人,美麗同時悲傷,但再悲傷的回憶,都包含著愛,「我」就是這樣,在艱難又孤單的回憶旅程裡,對曾經暴力對待他的父母表示「我想,我是愛他們的」,雖然,我更想在塑造「我」光明面的回憶--與格雷斯一家相遇--之前,把父母留下來的回憶抹去。但愈悲傷的回憶,寄生在身上的力量愈強,就像「我」的妻子安娜病逝後,她的痛爬到「我」身上來,每天折磨著「我」的精神。

今天我看過有關巨蟹座的文章,我這隻螃蟹要抵抗的就是情緒。很洶湧,很失常,把所有人都嚇怕了。那個看著手機的女生還是不理他人感受,大聲地讓手機雷鳴。我瞄瞄這個女孩,陽光落在她的馬尾上,鑄上一層金楬色,好像一個發光體,把周邊的乘客隱沒在黑暗裡。我潛入無邊的情緒,摸到最底層凹凹凸凸的,是傷害的沉積,這些黑色化石不是源於人與人過於擠壓,就是源於人與人的距離吧。「我」知道安娜病了,直到她死去,「我」和安娜之間終身懷抱著一個「秘密」,安娜對「我」充滿敵意,看「我」的存在不順眼,而「我」對著安娜,不知說什麼才對,小心翼翼地、虛偽地掩飾什麼;恍如兩個陣營的人,站在路上,遙遙對望,但又裝著沒事發生。世界如常流轉,但當人知道死亡臨到自己,就會換上了另一副目光,發現不變的世界與腐壞的身體脫離關係,是多麼的殘酷和諷刺,而在安娜眼中,仍然在快樂生存的「我」正是殘酷的存在吧。
我恨這個女孩,她讓我看見死亡。人要壓迫人,人要與人疏離,都是為了保存自己吧。世界太複雜而人要生存,不管是快樂舒暢地生存,還是在縫隙裡掙扎求存。每一天人所做的,都是生存的一種,隱藏著對抗,隱藏著爭奪。無論生存是必要,不必要,也沒關係。我䜋責不必要的、過度的生存,不是癡人說夢話嗎?我在看書,在這個陽光充沛,窗外映入一片綠光的車途裡,有一片如金箔一般的悠閒,本身是浪費。為什麼別人沒有悠閒的權利而我有?生命本是浪費,為什麼要有我這個人?我不是什麼大人物,對世界沒有什麼貢獻,我的一呼一吸都在耗費地球僅有的資源,別人在支撐著我的生命。

我跟那個女孩一樣,享樂無度。為了生存,我本該被傷害抓遍身體的,這是代價。女孩的手機聲音無阻隔地灌入各人的耳朵,有人睡著了被吵醒,有人假裝看著車廂的電視,輕瞟女孩低頭時鼻尖摺疊到眼前的偏平的臉,沒人說什麼,但女孩在不知不覺間承受著眾人的鄙視。我期待進入隧道的吵鬧,如潛入水裡的瞬間轉為安靜。漆黑的隧道只有一條虛線的光管在閃亮,安靜地爬進我的內心。我追求愛,何嘗不是為了生存?何嘗不是爭奪?爭奪別人的付出。愛到底有限,無限,愛被盛在什麼容器裡,愛是什麼模樣,我不能置喙,就如斷斷續續的一條線,我不應強求。強求,愛就走樣。

人要進入他人,又要保存自己,卻不像火車進了隧道就會鑽出來,直線般的純粹。巴搭耶認為性交解決人的孤獨,但那條東西插入了洞,留下的只有味道、只有聲音,然後,倦極去睡,然後,忘記,像時間一樣,一切歸於沉寂,一?那光輝不是永恒。小說裡「我」說,有哪一刻不是扭轉我們的人生,一去不返的?每一刻,人都是獨自過活,女孩享受著手機裡電視劇,而坐在旁邊的乘客們,不是閉眼養神,就是裝作什麼也聽不見。窗外的電線桿規矩地分離著,一根接著一根地滑過眼前。

受傷是活該。每個奔往死亡的人,本是隱蔽的敵人,大家互相協助,只是想聯手向更大的敵人作卑微的反抗。在反抗中經歷合作,經歷愛,但歸根究底,我們都是敵人,每刻在爭奪,在搶每一口氣。我們保持禮貌,誰去規勸女孩,誰去責罵她,都不期然地令人害怕,那是面子問題,也不,是怕被什麼人--雖然我不知是誰--用針從一堆白米中剔出來,成為那條唯一的黑色米蟲。雖然,我們仍然是敵人。只是當死亡正式宣判的一刻,既然,都已被最大的敵人打倒了,就不用怕到處樹敵。

我狠狠盯那女孩一眼,但她沉溺於電視劇裡,對我的目光沒有反應。列車到站了,有些剛才假裝睡覺的乘客離開,新的乘客進來。我仍然跟女孩共渡著此時此刻,互相爭奪彼此的生存。我想起G,那張在閃耀著明媚陽光的粉藍色的床,瘦弱的身驅有如大海,企圖湧到岸上,浪花濺到我的腳旁,我感到海的來勢洶洶,但我停留在原地,眼睜睜盯著憤怒的大海。G戴著氧氣罩,躺著。語言的失去,使我們對峙的位置更明顯。那時,我愚蠢地哭了,我說,我所做的只想你開心,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可笑,以為我為眼前這個敵人做了什麼,其實我怕得要命,過去我連一絲生存所需的空間和氧氣,我都沒想過讓給他,時刻唯恐自己會死掉,現在卻假慈悲一番。而他,瞪著大眼睛看著我,說不出話,眼神沒有悲哀,沒有沉痛,沒有不捨,只是好奇,這個人為什麼站在這裡,為什麼哭,她是誰,她跟我有什麼關係。過了不久,嗎啡沒作用了,他在萬劫不復的疼痛裡。當痛太強烈,人剩下的敵人只有身體,痛是絕對的孤獨,使人與人的城牆無可奈何地豎立高高的,他不再看我,我猶如空氣,不,是比空氣更稀薄的存在,他連呼吸氧氣的能力都漸漸喪失了。人是喜歡打仗的動物,爭鬥至少提醒人自己的位置,我是某人的敵人啊,某人就算討厭我也至少覺得我重要。所以,兩條鎖匙不會響,沒有響聲我渾身不自在。那一刻他連一絲對我的好奇也沒有,當在疼痛中他有時抬眼看我,(可能是尋找護士而不是看我),我卻不知所措,不知該做什麼,紅色的帷幕在冷氣風中輕搖,好像在嘲笑我的笨拙,我該安慰他,在他耳邊祈禱,還是替他按摩?我伸手輕輕觸碰他,他的臉容扭曲,痛入心肺,彷彿嘲弄著我,你什麼都不懂,你跟我不同,你不會明白。

回憶就像痛一樣。我們同時聽著女孩的噪音,但每個耳膜的震動都無比獨特,不可取替。每個人的腦裡分泌同一種物質,但反應都不一樣。我在來來去去的乘客中尋找知音,結果只有一面長方形的窗來安慰我:一幕幕窗景流過,每一眨眼映入的景色都不同。班維爾說回憶是神,塑造著「我」,「我」在海裡遇著眾神,他們死去,但我存在,看著海。現在我敘說著G的回憶,很多人都在回想,在悼念,但回憶裡只有我。愈悲傷的回憶我愈想甩掉,縱使潛意識裡總是牢牢把這些回憶烙印在腦海裡。我竟然不斷回想起你的秘密,而我拒絕聆聽你的情境。我向你樹敵,所以你向我報復是活該。我不明白你。但我慶幸還有回憶,只有回憶是沒有爭奪的平靜,因為那裡只有我,我在這裡虛偽地完善自己,你說什麼想什麼也跟我沒關係。

我掩上書,走出書廂。劇集聲音置換成車聲。我將繼續這個回憶的重讀旅程。在爭鬥中,你勝利了。

受傷的寫

在面書寫上「我要多寫,多表現自己」,現在就猶疑了。在面書這樣公開的地方,每寫一句話,我都像在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公義、善良,爭取別人的關注,以堆砌脆弱的自信,但只要一條小木條動一動,什麼都散架了。

我想寫我決心學好英文,要唸好外國文學,我想說我要珍重自己的感受,多情緒化還是有好處,像約翰・班維爾一樣,超級敏感但在日常中超越日常,纖弱的情感編織成關於慾望、愛、回憶的故事,像一座藝術的皇宮。我想寫我看到的白千層、在南生圍踏在腳下的小木橋,我想寫朋友的死亡,第一次經歷死亡時我竟然跟朋友去喝咖啡,我沒法承受看著朋友漸漸失去呼吸失去心跳的情景。

但我快沉溺時攀著筆,那唯一的浮木,但不知是誰卻用這塊唯一的浮木把我打沉。我期望別人從我寫的明白我,但別人卻從我的缺點、我的軟弱中,像病毒一般,侵入我的身體。他們看輕我,他們找方法從我身上得到好處,他們窺探我的隱私,他們對我予取予求。我想起庫切《恥》這本小說,「我」的女兒露茜在南非郊區當農夫,不幸被人強姦了,她的父親想多番關心她,保護她,但她只想表明,「這是我自己的事,管好你的」。

我想起,一個個圈重疊又重疊,像漣漪。每個圈都美麗又完整,一小塊樹葉落到水裡,我很喜歡,我容納它,但我受不了太多的震動,把水紋擊散成波浪。我又想起,那些一直在擴大的圈,不斷把外物震走。我渴望擁抱世界,但害怕被世界擁抱,我怕被拒絕,被傷害,但我想影響世界。朋友說,你總以為所有人是好人,不能以好人不好人來定義「人」。不如說,垃圾是最難定義的,因為什麼都可稱為垃圾。

我懷抱美好,但很快就失望了。這種美好只能在藝術中完成。愈來愈不想見「人」,因為承受不了。上帝代表美好,但上帝過於空無。一個製造苦難的上帝,或者,是視而不見吧,我到底要怎樣自圓其說,讓恩典臨到我身上?藝術的美好是超然和永恒的,她滿足我一切慾望。

日本之行的反省

我不是哈日迷。很少看日本動漫、日劇,也從不迷日本明星,倒是日本小說看過幾本。這不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旅行。還是初中生時,曾經跟父母去過九洲,不久前也拜訪過沖繩。前兩次旅行沒有加深我對日本的認識,只是買了不少手信和泡了好幾次溫泉。

來東京之前,算了做了少許思想上的準備。看旅遊書計劃行程不算,啃了石黑一雄的《浮世畫家》和柄谷行人的《柄谷行人談政治》,希望對日本社會和文化有較深入的認識。柄谷行人是哲學家、文學家,一個精通西方文學和理論的人,這是一本訪談錄,談及日本抗爭史及他本人的思想歷程。我在乘飛機時把《談政治》看了一半,不禁嘖嘖稱奇,連身邊的乘客都好奇我在看什麼有趣的東西。我本身對日本歷史不熟悉,但讀著時驚嘆柄谷的眼界如此開闊,把日本的抗爭史切入當時的世界形勢,又能引伸至日本抗爭史獨特的一面。他在六十年代讀大學,熱衷於社會運動,當時旳運動主題是對共產黨作反思和批判。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後全世界開始對史太林主義、共產主義提出質疑,在1968年左右,歐洲發生了新左翼運動,與共產主義分道揚鑣。而日本也受著這股風潮影響,不過提早在1960年就開始出現新左翼運動。在1960年,不同階層的人都走出來抗爭,各種議題百花齊放,市民社會開始形成,反而1968年的新左翼運動主要是學生發起,規模比1960年小,主要是回應日本經濟起飛所引起的社會問題。

他認為自己是1960年的人,而不是六十年代的人,這個觀點令我印象深刻。「1960年人」表示,他是受1960那年發生的事所模塑的一代,他反對世代論,例如認為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好,或上一代批評下一代太不濟,因為每一個年代的人都對自己的上一代或下一代看不過眼,標明自己是哪一代人其實沒意思。所以他不喜歡籠統地稱呼自己為六十年代的人,六十年代的光譜很闊,如果不對所身處的年代有普遍的認識, 純粹稱呼自己為什麼年代的人是毫無意義的。

「XX年代的人」跟香港對「八十後」、「九十後」、「零零後」的稱呼有異曲同工之處。任何八十年代出生的人都說成是「八十後」,而不少人對「八十後」的理解是:對社會失望,難以上向流動的一代人,他們的特性是懶惰、不能受挫折、經歷著香港的黃金時期後,不願捱苦等。這是很籠統的世代論,但本身「八十後」有其獨特的意義,是指一班有社會意識的人,他們受保衛天星碼頭、菜園村等事件感召,逐步加深對社會的關注。根據柄谷的說法,如果作為所謂的「八十後」要稱呼自己,可能要以某一件事來標示更為確切,例如「天星碼頭人」、「守衛菜園村人」等。

我所說的不是什麼新觀點,對喜歡的書很容易寫成純粹記錄的流水賬(希望有時間再認真寫一篇書評),早在幾年前已有不少書探討過什麼是「八十後」,我還是不再花筆墨老調重彈了。不過這令我想到,到底我是何時開始對政治、社會有所關注?我又是哪件事、哪一年的人呢?嗯,可能是零三七一吧,那年跟一個教會姊妹去遊行。五十萬人上街後,董先生就下台了,經濟開始好轉。然後呢,我差不多每年都有去七一遊行,當是參加嘉年華會也好。不過,我真慶幸我生活在香港,就算經濟動物、港豬十分多,仍有少部分人關注社會,facebook、網上到處是社評,或關於不同議題的文章,也有少人引進外國經驗開闊香港人的眼界,網上有名無名的人,想必也是不知哪件事的人吧……

我說得太遠了,我想說的是,看過柄谷的書後,我滿心以為日本是一個很活潑的地方,文化藝術像歐洲般發達,很多像柄谷這樣的知識分子,會提出「社會主義是倫理問題」、「文學與政治不能半吊子結合」這些獨到的觀點;會讀遍西方文學,能融入西方文化。但第一天來到東京,這個日本最大,不,是全世界最多人的城市,卻發現自己沒有離開過香港,人匆匆而來,匆匆而過,上班族無論何時,乘地鐵時不是看手機、工作、就是疲憊地睡著了。書廂沒有什麼人看書,地鐵站或街上不見得有人賣藝,到處是商場、食肆。藝術館收費一點也不便宜,而且觀眾甚少,反而新宿和銀座的街頭擠滿了購物的人潮。在法國啊,有一次我們排隊看熱門的畫展等了足足兩小時多,很多法國人帶著書來席地而坐,安然等待。我期望看到的,是與香港不一樣的景象,但是否亞洲人大多起早貪黑,積極上進,每天由掙眼到閉眼看的只有美麗的數字符號?

我們受到了商店、酒店職員非常友善的對待。廁所異常清潔,連價錢最便宜的平民餐廳賣的食物都擺放得精緻漂亮,街上美女特多,幾乎沒有女人,除了我之外,是沒有化妝的,老公看得口水直流了(怒!)。但華麗的消費文化背後,我感到的是日本人的不友善。日本人對旅客十分冷漠,問路時裝作聽不見,不看你一眼。明明看見你拖著沉重的行李,還是不顧一切把你和行李推進車廂,看見別人快被推倒了也不扶你一把,不小心踏了別人一腳沒有一句抱歉。 我感到日本就像一個化上濃妝的美女,的確看上去很漂亮,但內裡呢?這幾天我看了一個有關移民日本的外國人的紀錄片,不少受訪者因為對日本文化有好感,就決定定居此處,雖然如此,不少受訪者都認為,日本是一個consistent、rigid的國家,身在其中的人永遠不會反省自己的文化習慣,別人做,跟著做就好,社會的長幼、男女的角色定位牢不可破,男的永遠是salary man,女的大多是家庭主婦,在公司裡就算比你年輕很多但只要比你早進公司的,都是你的前輩,你必須言聽計從,不能反駁,所有破壞這些傳統的人都是Bad guy,縱使他為大家出了口氣,也不會獲得欣賞。在如此僵硬的文化裡,大家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就算了,看見別人做錯,也不敢指正他人,如果是長輩做錯了,作為晚輩還要被迫食死貓,默默承受。有一個受訪者提到,日本雖有民主社會,但沒有批判意識,在西方有civil disobedience這回事,人可以為自己的權利去爭取。但在日本,大家都活在恥感文化裡,害怕做錯,害怕說錯話,連電視媒體也不會對社會作出批判,那位受訪者提到,千萬不要相信日本的主流媒體。那不是很可悲的事嗎?有自由有民主,但自身文化卻劃地自限,不能發揮媒體應有的作用。反而,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不斷收窄,有心人卻不斷批判反省,嘗試拓闊輿論的空間。

到底柄谷行人這類人在日本是否真的存在?我看了很多篇有關日本「本音」和「建前」文化的文章,都得出一個結論──日本人很有禮貌,前倨後恭,外表工夫十足,但很少日本人願意把自己的真心話(本音)表達出來,明明心裡卻不是這樣想的,卻說一大堆好聽的說話去掩飾自己,好聽點說就是不想傷害人,實際就是希望別人猜中他們想什麼。在香港、在西方,yes就是yes,No就是No,但他們有無數暖昧的表達,明明食物不好吃,也偏要說非常好吃,要你從他對你的食物不碰一下去猜測他們所想;明明不想錄用你,卻對你萬般讚美,因怕你傷心(暈),還是要你從中感受到自己沒有機會?建前文化在職場尤為明顯,所以日本人必須磨練出一套解讀別人眉頭眼額的工夫才能在這個「禮儀之邦」裡生存,外國人如果摸不透他們無數的潛規則,根本沒辦法進入他們的社會。我想,日本的自殺率高企,大概也源於這種不斷壓抑自己的文化枷鎖。每個人都必須掩飾自己的真心,小心翼翼避過數之不盡的隱形鋼線才能在社會裡找到一席位。可想而知,當你提出異議,要特立獨行時,所受的壓力有多大。日本社會很富裕,也有比香港更完善的民主制度,但生活在當中的人卻沒有選擇可言,男的不能當家庭主夫,女的為事業不結婚則成為別人的笑柄。身在日本的人,想說這句話不準,想隨意一點不按規則生活不行,當人被規則壓垮時,不是隱蔽就是自殺了。

在記錄片裡,有一位受訪者表示,日本有很多議題需要關注,政治、外交、社會等等,但沒有人來關注,我想這位受訪者說的是,沒有人敢去劃破自己的顏面去「關注」、「批評」吧。在這幾天裡,我看不見日本人會在車廂裡看報紙,他們不是打機就是玩whatsapp了。早前在沖繩,還看過有些人在街頭搞運動派單張,但在東京,沒有啊。在東京我看過森美術館、國立西洋美術館、東京國立近代藝術館、一個私營藝術展ICC,和東京都美術館裡一個畫家自助組織開辦的畫展。後三個展館都以當代作品為主。我看的展品不夠多,或許有點以偏概全,但我不見得藝術家願意對自身文化、社會問題作出批判和關注;日本畫家的戰爭畫和戰後的作品對戰爭是有反思的,但除了戰爭、歷史這些大議題之外,就甚少反思社會文化的作品(可能我留在日本的時間有限沒有看見)。在如此自由開放的藝術領域,日本的社會問題也不會被談及,我感到非常可惜,不,也是有的,我曾經看過一兩項展品是批判核電的,但除此之外,主要是概念藝術居多。在東京都美術館的「創展」(同人展)裡,不少出展畫家多以模仿西方的技法去呈現日本的主題,以歌頌、讚揚日本文化為主。看上去我覺得很矯情,在日本初接觸西洋繪畫時,不少畫家都模仿梵高、印象派的技法來畫廟宇、畫佛像,當時或許是很有新意的嘗試,但現在還做這些西日合壁而沒有深度反省的作品,是否已經過時了?

還記得紀錄片中一個受訪者表示,日本人學習西方文化只是一種fashion,但從不深入西方文化的肌理。當我去日本廸士尼時,我對此很有同感。我本身對大型主題公園的興趣缺缺,只是心想,難得來日本,日本廸士尼是很有名的,而我們沒去過廸士尼,人生總要去上一次,日本廸士尼應該比香港的有趣吧。去日本廸士尼真的蔚為奇觀,日本人愛廸士尼的程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很多人都買year pass,不少女孩子為了去廸士尼刻意打扮,束上兩個小髻、戴上紅蝴蝶結扮米妮。我們在星期二去,不是日本的假日,還是人山人海,每個機動遊戲的輪候時間都足足一小時。日本人熱愛廸士尼,很喜歡star war products,但跟廸士尼背後的美國有很微妙的關係。他們表面上擁抱美國文化,但英文很壞,很怕說英文。香港人喜歡美劇,會順道學英文,追看日劇,也會學他們的語言,但他們只愛他們日本化了的廸士尼和star war,洋為日用,然而「用」了這麼多年,「洋」字可以抹去了。

我在東京都藝術館因看不明白日文,不知道藝術館的關門時間,也不知是否准許拍照,剛好看見兩個日本女孩經過,正想上前一問,怎料我一開口,她們就扮作看不見我,快步離開。日本人對外語的態度一點也不積極,試問學不好語言,怎樣能了解別人的文化呢?西方文化除了化身為消費文化,還剩下什麼呢?我走訪過當地書店,也不見他們會在當眼處擺放翻譯小說,反而村上春樹卻有一個很大的corner。似乎他們除了消費外,對外國文化沒什麼興趣吧。在香港,我們對不同文化的人雖算不上絕對的包容,但總算有一份好奇,想了解,想學習,香港的知識界經常以西方為學習的榜樣。但在日本,如果你是外國人,除非你是金頭髮藍眼睛的,他們很少想去了解你,但他們的外語不好,又怎樣能跟金髮藍眼的人溝通呢?

石黑一雄《浮世畫家》正正呈現日本對外來文化的曖昧態度。小說中的「我」是日本戰前很有名的畫家,以推動軍國主義打響名堂,但戰後日本人匆匆拋棄軍國主義,更責備從前宣揚軍國主義的人是壞人,所以「我」在戰後不再被人尊重了。戰敗後,日本社會盡情吸收美國的文化,「我」的孫兒一郎不再喜歡以前日本的武士,反而愛上了大力水手,不少公司學習美國的管理方式,連男尊女卑的傳統文化也因美國文化入侵而開始鬆綁。但小說中,美日文化交會卻呈現一種暖昧的狀態。雖然在家庭裡妻子開始多了話事權,但男女雙方徵婚還是得經過無數傳統禮節才能撮合而成,並不是現代的自由戀愛,更像盲婚啞嫁,(天啊,已經是1950年代了,中國都已經自由戀愛吧)而整本小說裡,日本的建前文化表露無謂,特別表現於節子和「我」的對話裡,什麼都不說破,由得聽者去猜測別人的意思,所以小說中的「我」的聲音是克制、壓抑的。讀著時,我為著日本人的溝通方式感到很苦惱,要麼就說出來啦,為什麼要繞圈子呢?說了一大段都說不到重心。

最近跟朋友提起,我認為西方文化最大的好處,就是叫人反省自身。不少西方文學作品,都是直摀入民族、人性的陰暗面,而且是愈挖得深愈極端愈好看的。但這部小說卻反映了一個現實,在日本,每一個經歷過戰爭的人,似乎沒有真的反省過歷史,不是把過去匆匆帶過,就是選擇遺忘。我這樣說,不是要為南京大屠殺、日本侵華捍衛些什麼,我不是傳統大中華的擁護者,而是故事裡,無論是「我」、以前擁護過「我」的學生、以前經歷過戰爭的人,都沒有從過去有所反省。「我」是礙於女兒的婚事,才迫於無奈向人承認自己的錯誤。以前擁護過「我」的學生,如黑田,就完全把發動戰爭的責任推到「我」身上,又如另一位學生紳太郎,更是著力抹去與「我」之間的關係,以前經歷過戰爭的人,不是忙著批判過去發動戰爭的人,就是把目光放在未來,想像日本如何在美國的幫忙下變得富強。

寫了這篇長文,算是理清了我對日本的想法。沒想到這五天之行,已令我對大和民族徹底失去興趣。可能不少哈日迷認為我太嚴肅了,來日本吃渴玩樂不亦樂乎,但穿越玩樂的背後,我只看到他們的文化百孔千瘡。我不懂日文,很可能是以偏概全的,但這顧實是日本給我的印象啊。從日本回來,我更喜歡香港,在這裡我可享受不同的生活可能性,感受異文化的衝擊,容讓我對各種新事物充滿好奇。我相信香港這個大熔爐再多過幾十年,仍然是充滿活力的。

我只想寫故事

剛剛寫好了一篇小說,斷斷續續寫了一個月。我是以我爸爸為藍本寫的。我想跳脫本土的範疇,但最後還是落在本土裡,唯有希望呈現另一種角度,讓視野不純粹表現本土的生活,或批判本土的問題。

上一篇小說我太著重帶出想表達的立場了。成功的作者應是讓讀者自行判斷,他所做的只是表現當中的矛盾。這是我從石黑一雄身上學的,他的《浮世畫家》就是這種態度。而我始終覺得,與其狠狠地帶出批判,人性、矛盾,才是我最想表達的。上一篇小說太重思辯了,唯恐自己寫得不夠深,作品就沒有份量,但看《別讓我走》,雖然有所批判,但當中對人性的探討、人與人細微的關係更吸引我。故事最吸引人的,始終是人吧。

看了石黑一雄的《浮世畫家》後,我很想模仿他寫歷史的方法。這不難模仿,但愈寫愈感到自己對小說這種文體未能收放自如,《浮世畫家》的「我」很節約,但我筆下的「我」卻有很多內心獨白,我原本想讓「我」安靜點,感到很為難,因為似乎缺乏這些獨白就寫不好了。我本想透過別人來帶出「我」身處的矛盾處境,但礙於篇幅,我仍然依賴著「我」內心的聲音。

我不知道我遵循是不是現實主義。但我希望小說是可讀的,好看的。因為這才是小說的原意。小說實驗可以千變萬化,但就算把小說消解了,又如何?故事仍然存在,故事建構我們的生活、我們對周邊環境的看法。我們每天都在述說故事。還是還原基本步吧,我只想寫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