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天去清境旅行，住進了一間很精緻的酒店裡，生平第一次住上那麼美麗的酒店。我們太晚訂旅店，便宜的旅店早被搶光，被迫住進這所旅店裡，價錢一點不便宜，起初我沒有什麼期望，只知道清境很遠，旅店價錢很貴，走進旅店登時感到眼前一亮，歐洲式木屋格調，無論裝橫、器具、床鋪都是vintage風的，彷彿走進了魔女宅急便的童話世界。服務很好不在話下，連住進去的旅客都很熱情。不少香港人選這間旅店，但讓我感到熱情的不是香港人，而是台灣人。晚上我們在旅店用晚餐，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台灣男人，上了年紀，樣子忠厚老實，我和他都點了德國豬手，很大盤，我和老公很辛苦才吃畢。吃甜點時，那位台灣男人主動跟我們談天，說：「你在吃豬手嗎？」我卻聽成了：「你住在哪兒？」我說了一大堆普通話，解釋我住在香港，普通話很爛，他看見我犯傻，就笑了，很慢再說一次，我打了一個哈。這時候，我是有點窘了，怕再生洋相，不敢多說，只好對著他微笑，但他不介意我的聽力很差，主動跟我談天，說得很慢，我還能攀談。這樣有耐心而親切的人，我由衷地欣賞（事後老公說我總是吸引年紀大的男人，這是什麼話？）。我想起前年去法國旅行，老公英文不好，地鐵服務員聽上兩句沒好氣地說，你的英文很爛，我聽不明白。我又想起上個月才去日本，我們說英語別人就躲得老遠，猶如隱形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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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很喜歡台灣人，特別是南部的人，喜歡他們的單純和熱情。還記得上年去墾丁，一單當地新聞令我印象深刻，騙徒跟雜貨店收銀員說暫時需要錢付路費，問收銀員先借他二十元，過五分鐘會歸還，結果逃之夭夭，竟然有多位收銀員受騙。這種事在香港是絕不會發生的。我的一位朋友上半年去過台灣，她經常到台灣玩，有一個相熟的計程車司機，那次她如常召那位司機載她到酒店，但司機剛好有事，就派了另一位同行幫忙接載，朋友跟這位新司機很投緣，乘車時談了很多，臨下車時就問司機要電話，說下次有需要再找他，但司機拒絕了，他說：「你是XX的客人，我不可以搶他的客。」放下我的朋友後就絕塵而去了。聽到這個故事後，我感到莫名其妙，在香港，有食唔食，罪大惡極，怎會有這樣正直善良的人？我多次聽過朋友說到台灣環島騎單車遇上善良的居民，不只指點迷津，還邀你進家吃飯，在香港，你在街上向路人趨前，路人通常不願看你一眼，怕你是賣旗、賣獎券、請你捐款，到你真的載停別人問路，大多港人都願意指點，但心裡卻想，我快趕不上這班車了，有些甚至不客氣地說：「唔好問我，我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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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嚮往台南這個地方，可能跟性格有關，本身不夠醒目、不夠聰明，喜歡正直樸實的人和事，在職場上經常碰釘子，曾經有朋友安慰我說，你的正直善良是需要維持的，正因為世途險惡，保持不計較不傷害人的本心才彌足珍貴。說時容易做時難，鼓勵我的人，在關鍵的情況，是否真的願意保持正直善良？我這樣說，並不是說香港人沒有道德、缺乏同情心，在大是大非的事上，幫助別人、同情弱小，是一點不難的。什麼地方發生災難，香港人都願意義不容辭捐款，面對政治上的不公義，不少香港人都鮮明地表達立場。但真正考驗香港人的「關鍵時刻」，不是黑白分明的社會事件，卻是在每一天的生活裡，而最能反映人性的，非工作場景莫屬了。你要認識一個人，特別是香港人，就必須跟他共事。無論他在平日說什麼大道理，表現得有多正人君子，在工作場景裡，很可能變了個樣，就算不是處處計較、奸詐欺騙，也很可能是為了自保而六親不認，或為了自保而犧牲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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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在香港生存太難了，香港社會競爭激烈，多一點同情心同理心你都可能無法站立得穩。那麼，台南、墾丁這些地方，生存就不難了，競爭就不激烈了，所以可以大方地堅持原則，不把握機會？所以可以不計成本請素未謀面的人吃飯？我不是說台灣沒有惡人，在台灣看過亞洲藝術雙年展，其中一件展品說台灣人惡待印尼的傭工，看得人直嗆淚。但相較之下，台灣人還是比較多人是不計較、熱情的。那麼是不是，台灣，特別是南部的人，道德感較香港人高，所以對人特別好？我不會把他們的行為歸結於道德，道德是涉及犧牲和選擇的，正如朋友鼓勵我保持正直善良，這是考驗我的道德勇氣，但我是人，也有人性，我未必肯定每次都願意放下自己，成全別人，如果台灣人時刻都要面對道德上的選擇，我不認為他們比香港人高尚多少，道德不是基因、也不是膚色，不可以遺傳的，人性卻代代相傳，而且普世皆準。我只能說台灣人的品性與香港人的品性不同，是文化使然。我對台灣社會未算十分了解，不敢貿言評價他們的文化，但我想檢討的是香港人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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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醒目、機警、懂變通，但換個角度說，卻是投機、走遮面、見風使舵。中國人有句說話很適合套用在港人身上，「黑貓白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貌」，無論你用什麼方法也好，只要達到目的就行。但這不是說所有香港人都不擇手段，香港人是按規則辦事的「乖孩子」，最明顯的規則就是法律、或公司的規定，只要不超越法律、或不違反公司訂明的規則，你哪管我用什麼方法去做。香港人大多不會理會法律是否合理、公司規定是否符合人性、對工作或公司是否有利等等，總之，我不違反，而且達到目標，就沒人能捉我的痛腳，大家都吹我唔脹。香港人是守規則但沒有原則的動物。原則不一定是個人道德，而是社群對人對事的共識，那麼原則來自什麼？還不是來自我們根深柢固的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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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香港啊，有什麼根深柢固的文化呢？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不是沒有文化，但無論文化人怎樣深耕細作，搞多少場講座搞多少次保育也好，還是擦不掉香港人的文化空蕪性，這種空蕪性是一種近乎民族性的東西，是民族的基底，可能是源於宗教、可能是習俗傳統、可能是源於某位民族偉人等等。如果說得清楚一點，那會是些什麼？我最直接想到的，就是當一個地方受到攻打時，你甘願為這個地方放棄生命的原因。表明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是容易的，但這代表我們真的很愛香港嗎？我可以很坦白地說，如果香港被外國攻打，我不會捨身保護這個地方，我會逃。我愛香港，但未到願意捨身的地步；從現在多少香港人夢想移民，就可看到香港人愛香港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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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香港文化裡，還是有些東西是根深柢固的，大部分人都繼承了這種基因，就是精英主義－－不斷向上爬，要有名有利，要上高位，讓人看見。所以由幼稚園開始，直至我們退休，我們都終身學習，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最近看了一本書，說香港人的權力意識很高，香港人跟日本和韓國一樣，都很重視權威，對權威人士言聽計從，不敢挑戰權威。而香港人，由小到大都憧憬成為權威，但不敢違背權威，於是按著權威的指引，一步一步向上爬，只要爬上高位，指點一切，也就心滿意足了。向上爬除了可享受高高在上的權威之樂，也對應香港人的恐懼意識，不向上爬就很糟?了，上海有朝一日會取代香港，別人有朝一日會取代我。為什麼香港人這麼恐懼呢？這跟香港找不到自己的獨特性有關，台灣的經濟再差，台灣也不會怕中國取代台灣，台灣甚至不怕被取代，但當香港的經濟差，無數的假想敵就順勢而生。最強大的恐懼，是沒有源頭的恐懼，不知怕什麼，不知誰叫你害怕，但你總是在怕，在回歸這十多年裡，香港人就是怕得要命，但誰真的有能力威脅香港，流言四起，卻沒有誰搞清楚。
回顧我短短三十年的人生，我想這種害怕是其來有自的。我出生於一個移民家庭，爸媽在八十年代初偷渡來港，當時大陸經濟很差，爸媽出身農村，沒有產業，又非幹部大官，未能把握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對外開放機會，希冀偷渡來港後能掙點錢出人頭地，來港後一直在社會裡掙扎求存，由年青到中年都憧憬著李嘉誠的故事。我也認識一位七十年代偷渡來香港的朋友，他在文革時被幹部迫害，生存不了，無可奈何就游來香港，幸好沒有被鯊魚吃掉。我從爸媽和這位長輩朋友的眼裡，都看到深深的恐懼。現在爸媽算是薄有所成，幸運地買了居屋，也有能力供我和弟弟唸大學，但到了年近六十歲的今天，還是很害怕吃不飽穿不暖，參加旅行團如果團餐不夠吃會大罵導游，每次出游總要帶上很多不必要的乾糧。而那位七十年代來香港的長輩朋友，已手握幾層物業，兒女都是專業人士，但現在老了仍然忙著炒樓，每天盯著股市，怕錢不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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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這一代，他們的內心是沒有靈魂的，他們的著眼點是生存。由劉少奇到毛澤東，他們經歷太多幻滅，就算他們現在仍留戀小時候的鄉間，就如我爸媽常常回大陸探朋友，長輩朋友年老了也要在自己的鄉間置業，他們並不真的愛那片土地，他們的鄉土並沒有給予他們什麼，可能香港經濟輝煌的時候大陸同胞們曾經給過他們一點虛榮感，剩下的卻只有無盡的恐懼，怕自己快要沒命了。這種快要死的心態，來到香港仍然存在，甚至尤為熾烈，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不努力生存就會比下去，比下去就「執輸」了。在年青人看來，上一代怕「執輸」的性格未免誇張，我爸媽排隊一定要排最前，講價一定要非壓得最低不可，紀念品一定要多搶回來，對我們來說可能是不太文明的表現，但力求生存的他們，比我們更會居安思危，因為他們經歷過真正的危，他們很怕這份安有一天會失去，就如我媽，自我六七歲起就向我灌輸，不努力工作老了就要乞食，那時我想，我才七歲，何時才年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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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爸媽和這位長輩朋友都有一個共同恐懼，就是怕香港被搞亂，一亂了這片福地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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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香港出生的一代，已沒有如此強烈的生存意識，不再是那麼怕「執輸」，但在潛意識裡，這種力爭上游的意識還是纏繞著我們。在教育制度裡我們要第一，在職場裡也要第一。我們怕屈居第二，我們要追求卓越。如果問為什麼老是要第一，老是要打倒人？我的補習學生會說，因為第一讓我快樂，但同時讓我恐懼，我怕第一會被取代，如果我問職場上的人，他們或許會說，有錢有權讓人快樂，其實錢是足夠有餘的，權力的盡頭是害怕被推翻要揹鍋，但為什麼老要跟別人比拼？還不是源於對生存的恐懼吧。所以香港人特別喜歡比賽，特別喜歡拿獎項，但背後是為了什麼，卻不太清楚。那種不知害怕什麼的恐懼，一直存留在我們的血裡，甚至是我們的下一代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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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的文化基底，除了追求卓越外，就沒剩下什麼了。既然如此，我們會用盡方法，哪管是什麼方法，去追求第一。如果我們的文化是有底的，文化會教我們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我們的民族接受什麼，不接受什麼，但香港人啊，就是除了不接受別人違反上頭的規定，他們十分包容，什麼都能接受。對移民一代而言，香港是一片會生金蛋的福地，不只能避過戰禍，還能出人頭地，那麼，當然要奉公守法去保護這個地方，而且香港的法律比大陸完善得多，守法的話可保證大家有平等機會，何樂而不為？慢慢地，這種跟隨規矩的心態在我們甚至下一代心裡札根，排隊啦，在公園游玩跟隨政府所定的規則啦，在行業裡跟隨行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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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想，在香港，無論是高舉和平理性口號站在道德高地的社運人士，還是純粹爭名奪利的商賈，或是在辦公室政治中勝出的打工仔，不少人都抱著「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心態。只要達到理想，只要為自己的社群爭取到權利，那管我有沒有在過程中不經意打壓另一些群體，那管我有沒有消費和利用別人。只要我賺到錢，只要我守法，那管我在收樓過程中是否合乎人道，那管我怎樣壓迫弱勢階層。只要我在辦公室裡有權有勢，大家都聽命於我，我那管你是被栽掉還是被陷害。香港的政客不也是這樣嗎？以高舉守法為名，就做盡見不得光的勾當，並以不守法的罪名批評真心為大眾謀福?的人。他們一心想謀求利益，站上高位，哪管用什麼方法，不犯法就行。其實我們和政客都是香港人，流著香港人的血，我們同樣經歷著文化的空蕪，我們為什麼奢求他們會高我們一等，有更高的道德意識，放下謀求生存的心態，為市民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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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公義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新興的字，這是我們一直都沒有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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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自私自利的人到處也有，這是人性，不只香港人才有，但我認為香港人沒有文化基底的精英主義是孕育只求成功不顧一切的劣根性的溫床。反觀台灣經濟那麼差，跟大陸合作可即時解決很多經濟問題，但很多民眾毅然反對，甚至衝擊立法會。他們有悠長的本土歷史，無論政府還是市民，也為著確立自己的文化、保存自己的文化花過無數的努力。台灣的文藝這麼強，是對抗國民黨確立本土應運而生的產物。台灣人在台灣，不是投機取考，不是只求生存的機會，他們是真心愛台灣，植根台灣的。他們有比生存更高的渴望，所以比較容易做出超越生存的行動。香港啊，我們都在生存，每天都為生存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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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存，我們還剩下什麼？